钱和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性伙伴增多，性交总数不变

　　我们前面提到的量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性爱次数多。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只关注受访者做了多少次爱，便无法真正揭示出收入与性生活次数的真正关系。在调查中，笔者注意比较了受访者进入“高收入人群”之前平均每周或每月的性交频数，以及成为“高收入者”后的性交频数。

　　11号受访者说，收入高了之后唯一的变化就是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星期做一二次，和妻子也做一二次。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理解为情人的存在使他的性爱次数增加一倍以上，就错了。进一步访谈发现，他没有情人之前每周和妻子做三次以上，即为现在婚内婚外同两个女人性爱次数的总和。

　　5号受访者的情况有些类似，受访之始他强调婚外性直接帮助他增加了性生活次数，因为太太原本总嫌他要的多，无法满足他。但是，当被问及与妻子和情人分别的做爱频率时，他却说，每周和妻子做三次，每月和婚外情人只作一二次。由此可见，婚外性并没有明显增加他的性爱次数。

　　10号受访者说，自己只有固定女友一个性伴侣时，每周性爱三至四次，每月约为十四至十八次。现在的情况是，每个月与固定女人1-2次，情人A每月10次左右，情人B每月4次左右；经常去的三个城市都有情人，平均每个月会有一至二次在其中一个城市的性行为；此外，艳遇每年大概有3-5次左右。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性行为中，我们细一算，平均到每周仍然三至四次。性交次数并未因性伙伴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只是从固定伴侣那里移出，分散到不同人身上而已。

　　上述论证其实也是常理可以理解的。一个人的性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因为同期性伙伴数的增加便无止境地增加其性交总次数。

　　但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上面的分析就说：如果这些受访者同期性伙伴数目未增多，他们的性交次数仍然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证实，婚内性交次数的减少与婚外性的增加存在必然同时发生的钮带关系。

　　因此，我们这里的论述，与现实生活中，许多并无外遇之人，同婚内配偶性生活次数随年龄和婚龄增加而减少，是并不矛盾的。而这，仍然可能成为为什么高收入者事实上性交总数仍然高于同龄的低收入者的原因所在。因为收入带来的种种机会与“魅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他们性伙伴数的增加，他们的性交次数没有减少，而后者，则可能因为性伙伴数并没有增加，而因为常年与同一稳定伴侣性交而“性趣受拙”，性交次数随之减少了。

　　与固定伴侣的性最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性伙伴再多，无论是找小姐、养情人，还是艳遇频频，所有受访者均强调，他们更看重婚内的性关系。

　　8号受访者同时包着两个情人，稳定往来的情人若干，还有不间断的艳遇，但他自认为和配偶更和谐，但是和情人有激情。

　　7号受访者说的更直白：“和太太叫做爱，和别人叫发泄”。如今已经离婚的他仍然认为同前妻的性很好，而如今性伙伴数多了，自己感觉反而不好，因为“像是给别人提供服务似的”。数量无法带给他更高的性满足感。

　　5号受访者说，虽然婚外性因为“新鲜”更刺激，但是如果没有婚外性，自己的性生活质量总体而言不会受影响，因为婚内性更“更安全、更稳妥”。他认为婚外性帮助他解决了量上的不足，因为太太常满足不了他在量上的需求。所以，有了婚外性后，他对婚内的性生活更满足了，因为他可以专心解决质上的问题了。

　　虽然表述方式不同，我们所有受访者均强调了：性爱质量好，是因为和稳定性伙伴的质量好，而不是因为偶遇性性行为的质量好。后者提供刺激，如强心剂，但无法取代前者的默契与和谐。所以，二者比较，受访者普遍更看重稳定的性关系，如配偶、稳定女友。

　　收入增加使得购买商业性服务的机会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受访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经常购买性服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购买性服务持负面的价值评判。一些极高收入的受访者甚至会认为直接购买商业性服务是一种有损个人形象的事情，但不能排除在他们自认为以感情为基础的“情人”关系中通过清晰的金钱授受间接地购买了性服务；此外，受访者性伙伴数的增加，并未使其性交总次数明显增加，但是，其性交总次数也并未因年龄及婚龄的增加而明显减少。最常见的表现是，性交次数从配偶或其他稳定性伙伴那里分出一部分到新的性伙伴身上；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均认为，和配偶或其他稳定性伙伴的性生活质量最好，偶发的艳遇只提供一种新鲜的刺激，而默契与和谐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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