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毒素研究的历史以及现状

　　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在寻找食物和药物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误食中毒甚至死亡的教训与经验，逐步学会了利用毒素做成凶器，杀灭野兽，用来保护自己，同时也学会了利用毒素来治疗疾病。
我国生物毒素研究简史
　　秦汉
　　我国对毒素的认识始于公元前200多年前，有古籍为证：
　　《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
　　《素问·汤液醪论》中也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讒石、针炙治其外”的记载。
　　《山海经》中有“莽草可以毒鱼，芨可以毒鱼”的记载。
　　《尚书·说命》中有“药弗瞑眩，厥疾弗廖”的记载，意即欲除顽病痼疾，需选用峻猛劲药起剧烈反应，以毒攻毒后方可见效。所谓“峻猛劲药”者，多为“毒剧中药”也。
　　《五十二病方》中有“毒乌喙（即乌头箭射伤中毒症）”的病名，以及毒堇、乌喙、雄黄、半夏、藜芦等百余种有毒中药治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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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我国古代毒物学就不能不提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代表作《论衡》一书中，有专门的“言毒篇”，其中载有“谗夫之口，为毒大矣”，“夫毒，阳气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在草则为巴豆冶葛，在鱼则为鲑（即河豚），……故人食鲑肝而死”，“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蛇”，“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天地之间，万物之性，含血之虫，有蝮，蛇，蜂，虿，咸怀毒螫，犯中人身，获疾痛，当时不救，流遍一身，……”，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毒素与中毒”的客观存在。尽管王充对毒素的来源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但他对中国古代毒素学乃至世界毒素学的发展仍功不可没。
　　在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中有这样的描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遇七十毒”。我国古人对“毒”的实践成果在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中共记载了365种药物，其中“多毒，不可久服”的专主大病的125种“下品”，约占全书的l／3。汉代“医圣”张仲景指出：“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在其代表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用大承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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