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肯猎头公司执行总监李炯明认为，在国有企业，我们又可依据营业额和品牌效应将这些企业划分为“明星国企”和“一般国企”。由于“明星国企”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因此这类企业的经理人群体之痛与一般国企经理人相比，显然更为突出。他们的痛苦除了保证企业本身的良性经营和合理的增长之外，还必须协助政府完成当地经济增长指标、当地区域就业以及必要的“经济繁荣”，因此存在着与当地政府官员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等软痛。例如四川绵阳的长虹、珠海格力、合肥的荣事达等。最近媒体披露长虹倪润峰的退休是这类“明星国有企业”经理人痛苦的个案表现。缓解这些痛苦，就需要经理人“冒险式的超越”，然而这又谈何容易？相对而言，一般国有企业经理人就要舒服快乐多了！

　　同样，也姑且可以将民营企业划分为“明星民营企业”和“一般民营企业”。一般民企的经理人较之“明星民企”经理人，软痛似乎比硬痛更突出。他们的痛苦主要因素并不是由业绩指标或工作本身不能达成等硬痛因素构成，而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软痛：

　　1. 在没有清晰的授权体系下，需要完成超出权力范围的事情；

　　2. 获得的信任有限；

　　3. 内部人际关系突出；

　　4. 个人价值与奉献不对称。

　　而外资企业经理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业绩的压力。事实上，在中国本土，一些经理人的流动案例已经明显说明这点。

　　痛苦之最

　　此次痛苦指数的设定是根据调查问卷中，每个指标对被访者痛苦程度影响的大小得出权重，对被访者在每项指标上的痛苦状况进行综合加权计算，最终为每份问卷计算出一个痛苦指数。痛苦指数的满分为100分。本次调查的经理人总体的痛苦指数是42.8分。

　　1. 广州经理人痛苦指数居高不下

　　调查显示，广州经理人的痛苦指数达到50.2，大大高于深圳、北京、上海。其中深圳与北京较为接近，分别为42.6和42.1，最低的是上海的经理人，痛苦指数只有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