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革命"，在我们中国进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顺利，几乎没有人反对过。而在美国的60-70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卫道士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这样一来，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了。

　　难怪在西方反对计划生育的人里，那些"老处女"般的正统教徒格外多。

　　回头望去，我们相信，当年制定《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曾经想到它们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就应了马克思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瘙;也应了恩格斯的话：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忽然全都让位于一个新的、从来也没人想到过的新事物。当然，还是中国老百姓看得透彻：歪打正着，骡子下了个小马驹。

　　1985年起，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虽然崔健在高唱着："不是我

　　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脑袋伸到脚前面去了……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30年代出了个张竞生，50年代有个王文彬;于是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实际上，这股"热"一直坚持到1994年，当某个在北京被传媒炒得炙手可热的大型性知识展览，终于在全国卖不出票，承包人大亏其本的时候，"性的启蒙阶段"也就最终地结束了。)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铅字，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的变化，似乎变得名正言顺了。这就象"五四"的狂飙一样，唯有到30年代以后，才会有人静心坐下来啃学问。

　　但是，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不容质疑。从1985年到1989年，凡是思想敏感的人，心里都象